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

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为此，深入挖掘和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和政治智慧，讲清楚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丰富内涵、思想精华和现代价值，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思想，提出中国理念，提供中国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众所周知，从春秋末期到战国结束的这一时段，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学界一般称之为“子学时代”，这也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谓的中国思想学术的“轴心时代”。其间，多数思想家分别立足自己的思想学术视野，面对“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现实社会，胸怀“济世化民”的人生夙愿，针对当时人心、人际、社会、政治等问题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开出了治世的“一剂良方”。不同的学术派别、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展开自由辩论，涌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等十家。其中，儒、墨、道、法四家分别提出了各自系统的学术思想。其实，到战国后期，儒、墨、道、法四家的思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相互融合和部分吸收的现象，但是各自的核心观念和主体特色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除墨家的思想没有直接用于政治实践外，其他三家都曾用于政治实践，并得到历史的检验。首先，秦国采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统一了东方六国，但出现了二世而亡的历史结局。其次，汉王朝在总结和借鉴秦王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于西汉初年接受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方法，但不久便出现“七国之乱”的政治混乱局面。这就迫使汉王朝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治国思想，指导汉王朝的集权政治统治。最后，汉武帝通过举贤良对策，接受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开始与中国的政治相结合，发挥出其安邦定国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并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干。

如果说历史选择了儒学，倒不如说儒学更适应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需要。因为孔子所提出“为政以德”的政治命题及其理论体系，可以为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提供有益的价值指导，可以为王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面对春秋晚期“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他极力倡导以伦理道德的方式解决“礼坏乐崩”的现实人际、社会和政治问题，并高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不仅明确指出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而且直接道出了其政治思想的总纲领。鉴于孔子政治思想突出强调了道德在政治治理中的价值作用，学界一般称之为“政治伦理思想”或“道德的政治”。孔子“德治”思想经过后世儒家的不断诠释与发展，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并指导着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尽管后世儒学兼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丰富了孔子原始儒学的内涵，但是并没有偏离孔子儒学的主旨。

关于政治与道德的问题，历史上不同学派的思想家都有所涉及。鉴于儒家特别强调道德在政治中的主导价值作用，尤其特别强调为政者之“德”及为政之“德”，且又明确提出“为政以德”这一政治的总纲领和核心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为政以德”主要是指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但也不排斥其他学派的“德治”观念。

对于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笔者拟从其十二个方面的核心理念做以简述，给人以整体上、逻辑上的理解和把握，讲清楚儒家“为政以德”的内在理路及其丰富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理念的总体设计。从天人和谐这一儒家政治的哲学基础出发，探讨儒家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及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二是为政的原则遵循。立足于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论述为政者应遵循德法相济的治理模式、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及文之礼乐的教化理念；三是为政者的政治素养。围绕为政在人这一儒家政治的核心要素，紧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对修己正人的主体素养、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作以阐述。

一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而儒学的重心是其政治哲学。孔子所谓的“为政以德”大体有两层意义：一方面是指为政者应实行有德之政，关注天下百姓的疾苦，实施惠民之政；一方面是指让有德者为政，让为政者做民众的表率，率先垂范。但是，前提是为政者必须有为政之德，甚至要求帝王要像历史上的尧舜、文武一样，成为一代圣王明君，从“内圣”的修养功夫开出“外王”的事功，实现平治天下的政治目标。不过，关键是要求为政者应效法和借鉴“天道”之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以期实现儒家所追求的“止于至善”的纯粹境界，最终奔向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儒家这一套政治理念的构想与设计是基于对天与人关系的哲学思考而提出的，它体现了儒家对天人和谐这一理性状态的美好向往和价值追求。

一定意义上说，儒家政治哲学是一种人伦哲学或道德哲学，儒家所说的“内圣外王”是其修齐治平的最高政治追求，即王道政治。但是，“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尽管“内圣外王”的概念是由道家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但是儒、法等学派也都谈及这一问题。鉴于儒家的“内圣”不像道家那样消极遁世，其“外王”也不像法家那样专任刑法，所以秦汉以后逐渐出现以探讨儒家“内圣外王”为主的学术现象。《中国伦理大辞典》解释说：“‘内圣’，指将道藏于内心自然无为；‘外王’，指将道显示于外，推行王道。‘内圣外王’，意谓内有圣人之法，外施王者之政。”（陈瑛、许启贤：《中国伦理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54 页）换句话说，“内圣”是指通过为政者自身心性修养的提升，进而达到所谓“圣人”的最高境界；“外王”是将为政者主体的心性修养推广到政治实践领域，成就一番政治功业。这既是儒家基于“天人合一”哲学思考的结果，也是在政治上做出的一个顶层设计。

“自强不息，与时偕行”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不竭动力，其核心是生生不息的进取和创新精神。“自强不息”一词最早出自《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时偕行”一词亦最早出自《周易》。如《乾卦·文言》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损卦·彖传》说：“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但是，《易传》也认为，天道的本质就是“生生”。如《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同时，儒家强调人效法天道，所以人要效法天道之生生不息的精神，积极进取，奋发有为。

儒家这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不仅有着深刻的哲理性，而且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要求。首先，表现为个人的进德修业。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其次，表现为政治的变革与创新精神。《周易·革卦》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革之时大矣!”那么，变革、创新不仅是大自然的法则，而且是政治生活中应该遵循的法则。最后，表现在思维方式上的趋时变通。《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就提醒人们要因时而变，随机应变，与时偕行，顺应时代潮流。

儒家生生不息的进取创新精神，在有些学者看来，偏重于个人的自强修养，但是这一看法或许存在一些偏颇，因为这不是儒家的最终目的。儒家强调个人修养，重在让有德者为政，目的是要将这种自强不息的人生品格用于政治实践，为实现其所构想的“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积极追求、奋发有为。退一步说，即便是自己处于“独善其身”的情况下，也不放弃个人的人生追求，进而达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境界。

一般来说，孔子政治思想的渊源可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来概括，但其所理想的社会是《礼记·礼运》篇说的“天下大同”。相对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就是“小康”社会。然而，大同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天下为公”。在这里，“公”主要是指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着重强调执政者的公平、公正、不偏私。陈来先生认为，“‘公’是超出私人的、指向更大社群的利益的价值。如个人是私、家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等等。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55页）。那么，“天下为公”是儒家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憧憬，是对人类走向更加和谐状态的盼望和期待。

尽管儒家所构想的大同社会离我们还很遥远，但“天下大同”的思想理念作为中华民族对美好未来的一种精神追求，已深深扎根中国社会的深厚土壤，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其实，远不止如此，即便对人类社会而言，仍具有永恒的价值意义。目前，面对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而儒家“天下大同”的理念，恰恰可为携手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支撑。

二

儒家“为政以德”不仅要求为政者始终把握住为谁执政的这一根本问题，而且还要做好如何执政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坚持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礼法合治的治理模式、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文之礼乐的教化理念等四个方面。它明确回答了为谁执政、执政为谁、怎么执政等儒家为政的核心问题，彰显了儒家“民惟邦本”“政得民心”的执政价值理念。

“民本”出自“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书》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僖公五年》引《书》语）春秋战国时期，孔孟荀所代表的先秦儒家继承和发展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孔子秉承“古之为政，保民为本”的理念，把民放在为政的首位，“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提倡“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等等。孟子把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认为“天为民立君”，“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同时，他还用舟和水比喻说明君与民的关系。他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

儒家强调执政为民，主张以“德治”作为管理民众的主要手段。但是，并没有排斥政令刑罚在政治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于是，提出了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治理模式，表现出儒家德法相济的治理智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提倡“德治”并不是不要刑罚，并非将道德作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唯一方式和办法。他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参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孔子家语·刑政》）“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可见，孔子主张礼主刑辅、礼刑兼用，提倡宽猛相济，进而达到政之“和”的目的。不过，德治在孔子那里仍是治本的方法，即为政之本。

儒家基于“以民为本”的哲学思考，将民置于政治的重心。那么，民生问题自然成了儒家政治的核心和关键。如子贡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把“足食”放到政治的首位，明确强调民众生存问题的重要性。《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刚到卫国，孔子便说：“庶矣哉！”冉求说：“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富之。”在孔子看来，富民应该是为政者的第一要务。

儒家尽管没有专门对物质财富生产进行论述，但是并不能片面地说儒家没有现代人所谓的“经济思想”。儒家关于经济方面的思想观点，其实是夹杂在其政治和伦理思想之中的，如加以仔细总结和分析，就会看出儒家财富思想观念不仅很明确，而且内容很丰富。就儒家经济思想而言，可用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来做简要表述，其核心内容可用“因民之利，富民强国”来作高度概括。

孔子并不排斥和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必须接受到道义的制约，用合乎道义的方法取得。因此，孔子坚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义然后取”（同上）、“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的原则。孟子主张“制民之产”，认为“必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强调“以义制利”。可见，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谋取不义之财。如《大学》所说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一富民强国的生财之道，可谓是先秦儒家所秉承的基本原则。

大家知道，儒家倡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以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导民众自觉遵守礼仪规范，实现天下和谐有序的政治目的。儒家教化是以“礼乐”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仁义）教育，而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汉书·艺文志》载：“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即是说，儒家以六经为教材，但注意力是集中在仁义道德方面。因为在儒家看来，礼乐是以人性为前提并因人情而设的，通过礼乐教化可以有效地节制人情，提升人的德性。并且，礼乐教化也是政治治理和社会道德培育的重要手段，具有道德教化、规范秩序、化民成俗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推进天下大治。

三

儒家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中认识到人的价值，并将天人哲学思考的重心从传统的“神本”转到“人本”，把注意力从虚幻的“天道”转向现实的“人道”。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然而，相对于政治治理来说，儒家同样强调人的重要性和关键作用。面对哀公问政，孔子强调指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并且，得出“为政在人”（同上）的结论。于是，儒家从“为政在人”出发，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

儒家提倡贤人政治，主张选贤举能，不仅与“为政以德”的纲领和天下“大同”理想的有着密切关系，而且要求为政者应具备相应的为政素养。在儒家那里，为政者的道德修养不仅是政治治理的一个逻辑起点，而且是解决一切政治、社会的问题总根源。因而为政者的修身问题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显得尤为重要，为政者的道德素养直接关系政治得失成败、国家兴衰治乱。如《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儒家要求为政者应具备“政者正也，修身为政”的主体素养。

儒家十分关注修身与治国的关系，尤其强调为政者自身之“正”，即“政者正也”的问题。换句话说，儒家把为政之德的着眼点和重心放在了规范和约束为政者的德行上，希望为政者通过自身的美德和善行影响民众，进而提高民众的道德境界，扩大民众的政治认同感，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有序。那么，一定意义上说，儒家政治思想的重心不是在“治民”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而是在“治官”。

儒家强调为政者首先要“其身正”，即要求民众做好的，首先自己要做好；要求民众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要做。同时，还要为政者做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尊五美，屏四恶”（《论语·尧曰》）。不过儒家思想观点及其价值，在儒家看来，这是不够的，还应具有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要求为政者不要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不要狂妄自大、要心存敬畏，时刻注意潜在的危机和祸患，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到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始终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清醒。

儒家所谓的“忧患意识”不是原始宗教的恐惧和绝望，而是对事物发展吉凶成败的理性思考和远见卓识，表现为一种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一思想意识，在孔孟等早期儒家那里发展成一种理性的思想自觉，变成一种对事业成败、人生得失，尤其是政治兴衰成败的理性洞见和把握，形成一种心存敬畏、居安思危的思想理念。但是，它的侧重点在于为政者对政治命运的把握和担忧，体现了儒家对为政者自身的一种素养要求。

儒家忧患思想有着忧道、忧民、忧己的鲜明特质，它直接指向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孔子明确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也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在这里，孔子不是在谈个人的患得患失，而是在强调如何经世致用，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儒家不只对平治天下进行理论上的探索，而且还注重对为政者在政治实践操作层面上进行安排，提倡为政者“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儒家思想观点及其价值，要求为政者“在其位，谋其政”，做到廉洁勤政、忠于职守，始终保持克己奉公的为政操守。

在儒家那里，廉洁是为政的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而勤政才是为政的核心内涵和根本要求。一个合格的为政者既要做到廉洁自律，又要做到勤政为民且不扰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勤政而不廉洁会出事，廉洁而不勤政会误事。强调两者兼顾、协同发展，是儒家对一个合格的为政者提出的根本要求。

应该强调的是，儒家特别要求为政者要忠于职守。既要“居之不倦”儒家思想观点及其价值，更要“行之以忠”，要求为政者从内心深处真诚地为民众着想，带着真挚的感情为民众办事。但是在这里，所谓的忠于职守之“忠”与对君主个人的“忠”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所强调的是为政者的尽职、敬业，是为政者对自己所从事政务工作的热爱、珍惜和敬重，是一种全心全意、竭尽全力投入政务工作的敬业精神。实质上，其所体现是一个为政者的精神境界和为政素养。

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尽管没有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但是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开始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保持很大程度的圆融契合，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以及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形成，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对此，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10月13日）故而，讲清楚儒家“为政以德”政治命题的内在理路、丰富内涵、思想精华和现代价值，深入挖掘和总结其所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和政治智慧，对于揭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体系，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代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