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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儒家和道家的各阶段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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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儒家道家的各阶段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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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

浅谈儒家和道家的各阶段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每个人密切关联,从儒家的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到道家的《道德经》《庄子》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思想早已家喻户晓,连儿童刚刚开始识字的《三字经》开头两句“人之初,性本善”。以及常说的“无为而治”,分别出自儒家和道家的基本观念。

在西方人人看来,儒家和道家思想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已经能够算做宗教。可是儒家和道家各种思想典著虽然相当于中国人的“圣经”,但和宗教不同的是儒家和道家是没有创世神话,更没有讲天堂和地狱。

哲学与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哲学是人类对世界反思形成的思想结论,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而宗教则是哲学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出世思想意义,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上百种学术流派畅所欲言,相互争鸣的学术局面,被称为“百家争鸣”。儒家和道家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两个思想都以追求大道作为共同目标,怀着天下为公的理想,期待着建立一个保障人们健康全面发展的政治制度。

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精神文化的支柱,诞生时间相近,也有很多类似的观点。比如认为道德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事物发展规律存在物极必反的现象。儒家“易传”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传》下),道德经也有“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讲述世间万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规律。

正是坚信这个理论,中华民族才能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在无数次国破家亡的重大危机考验中,保持着坚定信念度过一次次难关,因为“深陷黑暗之中,意味着黎明即将到来”。同时这个理论也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赞成、道家的人也一样赞成。“毋太过”历来是两家的格言。因为照两家所说,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多好。因为太过和做得过多、就有适得其反的危险。

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学。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道家则强调个人自然自发的东西。儒家游走于社会规则,道家则游离方外。儒家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道家也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严格意义上中国没有绝对的儒家或者道家信徒,两者哲学文化相互平衡,相互包容,而这也让“中庸”两字的精髓深入中国人的骨子里,让中华文化几千年来一直能海纳百川吸收世界各地区文化,不断进化。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本文:儒家和道家的各阶段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哲学,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在孔子出生以前,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到鲁国。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作了官。然而一场政治阴谋逼他下台,离乡背井。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在这个期间,他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周游列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几千个学生中有几十人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号称“七十二贤”。

孔子的思想保存体现在他和学生的对话集《论语》里,孔子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礼崩乐坏”,他将理想化社会寄托于“礼”的恢复,期望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他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孔子看来君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

其次孔子强调仁。“爱人”(《论话·颜渊》)。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而要要达到“仁”的境界,需要”克己复礼”,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战胜自我的私欲,遵循天理自然就达到了仁的境界。

孔子尽了一切努力,无论结果与否归之于命。命就是天命,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

和儒家主张入世求仁义两全不同,道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避”也就是普通隐者的方法,他们逃离人世,遁迹山林,以这种回避的方式避开人世的恶害。提出了“自然”的思想,在理论上为退隐行为辩护,然而真正将“清净无为”发扬光大的还是由老子夯实的。

作为道家重要开创人物,老子是楚国(今河南省南部)人,与孔子同时代又比孔子年长,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智慧,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礼”,并称赞其“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相传老子西出函谷关,将平生感悟心得留给关令尹喜,也就是后来的《道德经》。

《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无名;不可言说。但是为了对于道有所言说本文:儒家和道家的各阶段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哲学,只好勉强给它某种代号。所以称它为道。

而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所说的“一”是指“有”。说“道生一”等于说“无中生有”。这句话现在是贬义词,实际本意是说世间万物都是从没有到有,并不断发展完善。

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这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保持自然随性的态度,谦虚、知足。以看似无为而实际有所作为,并保全自己。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

道是一种很玄虚的哲学,对于不懂得道的人看来,道甚至滑稽可笑,所以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第四十一章)用自嘲的方式去解释道的深奥难懂。

老子鄙弃儒家的仁、义,以为这些德性都是“道”、“德”的堕落。因此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认为礼是祸乱的开端,从而引发了道家与儒家有关仁义道德的辩论。

孟子(公元前371一前289年)是邹(今山东省南部)人。名轲,字子舆,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尊称为“亚圣”。

孟子的幼年有着“慈母三迁”的记载,从小伶俐好学,后又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回来与弟子们作《孟子》七篇。这部书记载了孟子与诸侯、与弟子的谈话。《孟子》后来被推祟为“四书”之一。

作为儒家继承者之一,孟子将孔子的“仁义”学说进一步发扬光大,建立了人性本善学说。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不适当控制,就会通向恶。提出大量论证来支持性善说,有段论证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沐惕侧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

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意思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提出仁政思想。认为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此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民本思想对民主革命思想的诞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子把将孔子提出的仁、义、礼加上了“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认为树立完美的道德垂范,首先需要培养浩然之气。创造性提出了浩然之气,认为一个人若是经常行义,浩然之气就会自然而然从他的内心出现。虽然这种浩然之气听起来怪神秘,可是照孟子所说,它仍然是每个人都能够养成的。因为浩然之气不是别的,是充分发展了的人性,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正如孟子断言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是孟子的教育学说,而之后儒家都坚持这个学说。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作为孟子的同时代人,荀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

荀子把天看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好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

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认为人性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人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生下来就有各种欲望需求,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人与人争夺贼杀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

荀子认为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是不会为善的。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起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人性可以变善。显然更加强调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

庄子,姓庄名周,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期人,然庄周无意仕进,只在不长的时间里做过管漆园的小官。楚威王听说他的才学很高,派使者带着厚礼,请他去做相国。庄子婉言谢绝。最后干脆隐居著书,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被后世尊称为道教祖师、南华真人、道教四大真人之一。与老子并称“道家之祖”。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不治之治,但是强调天与人的区别。而并非具体的政治主张,他致力于探求宇宙万物的根据,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以抽象思辨的思维提出了“逍遥处世”之说,塑造且崇尚一种来去自由的人生境界,“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庄子妻死,惠子去吊丧,却看到庄子蹲在地上,鼓盆而歌。惠子说你不哭也就够了、又鼓盆而歌,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曰;‘这种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那样运行不止。现在她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却还要哭哭啼啼,这不是太不通达了吗?所以止住了哭泣。”庄子的无情并不不是没有情感。而是不为情所忧乱,以“灵魂的平静”超凡存在。

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飘飘荡荡,十分轻松惬意。他这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庄周。过一会儿,他醒来了,对自己还是庄周感到十分惊奇疑惑。他认真的想了又想,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单纯的规定理论难以解释复杂的现象,于是道家的人开始引入儒家文化,弥补以前理论的缺憾和不足;而同样儒家的人也尝试着吸收道家文化思想,改进完善儒家思想。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广川(河北景县广川镇)人,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道家出世思想意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董仲舒在之前的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加了“信”,从此确定了儒家的五常,并提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作为社会伦理。他采用了阴阳家的思想,认为天与人之问存在密切联系。社会上政治的过失必然表现为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人间的政治过失必然使天生气,王者受命于天,皇帝必须注视天的喜怒表现,依照它来行事。而一个朝代无论多么好,其统治时间是有限的。气数用尽之后就得让位给新朝,而新朝的创建者又是受新命于天。

正是因为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等理论符合了统治阶层的需要,所以在之后的皇帝也都将自己看做上天的代言人,为皇权合法找到了理由。为了巩固统治道家出世思想意义,进一步打压其他学派,从而造成儒家之后一家独秀的局面。

汉朝末年,社会的动荡促使道教诞生。老子,庄子从思想家变成教主神仙,模仿外来的佛教,有了庙宇、神职人员、宗教仪式。几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学,衍变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即我们常说的道教。道教不同于道家,道家教人顺乎自然,主张无为。而道教则则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术,追求的是修仙长生不老。简单概之,以实体供奉在庙堂让人参拜的是道教,不谈鬼神,只谈辩证思想的是道家。

汉朝亡于公元220年,经历了三国鼎立,晋朝再次统一中国,很快又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混乱,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才告结。这一期间,道家思想结合儒家实践融合,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以讨论”本末有无”问题,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出现了“玄学”一说。

”玄”这一概念取之《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抵”的思想格局,主张”祖述老庄”,以道家为主调和儒道,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魏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时常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这些名士们思想既有反儒家传统的精神,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同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放达。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主张毁弃儒家严苛礼法﹐但骨子里又维护着封建地主阶层伦理观念。故而行为上往往乖张轻佻,表现放浪形骸的孤愤。在东晋以后,玄学又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以陶渊明等代表将齐生死、解脱逍遥的问题作为玄学研究内容。把世界和人生说成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的,主张纵欲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把玄学引入了绝境。

公元618年,隋朝被唐朝取代,作为一个强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唐代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唐太宗建立了以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儒家也从此确定为官方教义,得到了迅猛发展,在宋朝开花结朵,大放光彩。出现理学与心学两大重要分支。

理学由北宋时期的程颐开创,南宋时期的朱熹完成。也被称为“程朱理学”。以儒学思想为主融合道学、佛学,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提出了“天理”说和“格物致知”论,认为万物都有各自的理,而世界万物又有一个共同的理。“只有通过研究事物才能获得知识,切身去体验事物然后获得道理。

南宋的朱熹认为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而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断言”理在先,气在后”,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存天理灭人欲”,但这个观点却被后世断章取义曲解为禁锢保守,扼杀人性而遭到了批判。

心学由南宋陆九渊开端,到明朝由王守仁(号阳明)发扬光大,也被称为”陆王心学”。王守仁早年信奉程朱理学;曾下决心从竹悟出“理”,然而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却累病了。在极大的失望中王阳明放弃心学,从而走上一条不同寻常的感悟之路,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其核心是“心即理”、“心外无物”,强调知和行都产生于心。

王阳明和朋友出游,友人指岩中花树,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心学的“心即理”认为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与朱熹理学不同,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注重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而心学中则更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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