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宁国到浙江湖州只有140公里，所以你很难想象

皖南宁国到浙江湖州只有140公里，所以你很难想象

撰文\摄影：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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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宁国到浙江湖州只有140公里，所以你很难想象，在公路如此发达的今天从这里去湖州会如此艰苦。

小城不大，不过宁国的经济在安徽却引人注目。早在1990年代中期，这里已进入全国“百强县”之列。城市的马路上，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随处可见价值不菲的私家车，此外就是轰轰烈烈的地产建设工地，和中国多数急于发展的小城市一样，新的高楼已成为新的目标，新的自豪。

汽车站相当简陋，我被告知只能购买一张到“广德”的车票，然后从那里转车前往湖州。半个小时后，我踏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车，它慢慢地带着我走在皖南的山林之间，本地乘客纷纷睡去，只有我对窗外久违的江南保持兴趣。

这是2012年的7月，虽说各地的发展雄心大体相似，但在淫雨霏霏的季节穿行于皖南浙北的乡村里，仍能触摸到古典中国的痕迹。远山如黛，野径横斜。竹林深处的徽派建筑，烟雨朦胧的小小稻田以及莳弄庄家的农人，令久居北国的人不时为之动容。说起来，田园生活与皈依自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记忆之一，这一点对接受古典教育的传统士人来说尤其如此。宋代之后，诗人、画家的身份在这个国度通常合二为一。那种“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恬静，也是最常见的文人理想。中国文人对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偏爱沈家本历史文化园，与古典农业社会相合，几千年的跨度，让中国人将农业文明发挥到了一种极致，而农人的性格则一直渗透到绵长的后代性格里：勤劳、质朴、内敛而又无不保守和有那么点狡黠。总的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农业及其土地上的生活方式，仍可以赢得稳定的尊重。在自己的故土家园，顺天地、依四时地劳作，守着祖先的土地和照看自己的长幼，一直吸引着知识精英在远离故土多年以后，选择叶落归根，并在故乡获得更为持久的荣誉和影响。

因此，乡村的衰退在现代中国显得格外突出，这是古典中国生活方式的最后退潮。雨季中的大巴令人昏昏欲睡，我却努力目不转睛，有点贪婪地眺望窗外尚未被开发的乡土。“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不由让人想起香港作家张倩仪女士所说，“我们这一辈正站在两个大时代交棒的历史大转折中，就好像目睹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一样，我们亲见或亲闻历史的齿轮在动，我们这一代以后的人就只能基于文字去体会推测了”。

这种变迁所带来的裂变有目共见，其中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如今的乡村，多为老人与幼童留守田间。也许家庭的温情不会因距离而改变，不过它却在新的时代里，多了些许不安与忧伤。

我们正在告别一个与自然为伍的生活方式，而且，这可能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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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小时后，我登上一辆前往湖州的大巴，车里的设备和只有五六个人的清静，让我对新的一段旅途充满期待，打算好好睡一觉打发时间。不料好景不长，汽车突然在通过皖浙省界后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大巴把我们塞入一个“小面包”后扬长而去。其他几位本地乘客习以为常，“买”我们的小面包司机则称，他得到了150元。

“那大巴干嘛去了”？

“赚钱去了呗。”一个年轻的当地女大学生自信地告诉我。

被告知的理由冠冕堂皇：乘客少，这趟路程往返的高速费和油费会导致大巴赔本。这对很多人包括我来说，也算得上旅行中的常见之事，如果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倒叫人大惊小怪了，只是天实在太热，在我强烈抗议下，“小面包”才极不情愿地把车内空调打开。如此一来，他的这次“倒人”生意，利润大概要减少几十元。

一路狂奔，“小面包”很快将我们扔到湖州汽车站，此地远离市中心。几个黑车司机一拥而上，几辆出租车则停在不远处，豪放地叫嚷拉客。我随机坐上一辆公交车，然后在任何一个离开汽车站的地方下车打车前往市区。这样的经验可以让人免去糟糕的第一印象，不致败坏旅行心情。说老实话，这种情境与哪一座城市实在关系不大。在几乎所有国内城市，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几乎都是最糟糕的地方，比如我居住多年的北京火车站。外来者抵达异地第一刻，总不免忐忑，而那些蜂拥而来的各路兜售者，总是提醒惊恐的异乡客，自己已失去了熟悉的地缘庇护。

因为找不到两元零钱，上车后没办法投币，询问如何解决这个麻烦，年轻的司机冷冷抛回两句话：“没零钱，就不要坐啊”。就在我不知所措时，身边一名陌生男子掏出了两元钱沈家本历史文化园，若无其事地过来替我付了车费，又若无其事地坐了回去。

不知为何皖南宁国到浙江湖州只有140公里，所以你很难想象，他让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湖州人：陈其美，那位以义气而著称的“民国第一豪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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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3日下午3时，陈其美率领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局，这是光复上海最为激烈的战斗，颇为自信大胆的他试图说服守军，不战而胜，结果在演说中突遭对方出手，将其俘获。陈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营救他的人群里包括了一支梨园敢死队。一天后民军攻克此处，上海宣告光复。此时陈其美被关在一个厕所旁的小房间。目击者回忆者称：“只见他手足带判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靠着板壁，默然不动。一看，原来他的发辫从新凿的洞孔拉出房外，房外梁上挂着一个铁钩，发辫就紧紧缚在上面，所以他一动也不能动。同志们给他打开镣铐，放下发辫。他已经手足麻木，不能走路”。

这位革命功臣随后成为上海都督，不过只做了几个月，且被不少人指责大搞湖州帮，以及花天酒地不理政务。不过无论如何，江浙一带的光复陈其美居功非小，则是历史定论。

白地街五昌里，这是湖州一片清末江南传统民居建筑，周围商业繁华。不远处是湖州市全民健身中心，一座现代化高楼之下，一尊陈其美的塑像傲然立于其故居门前：一身戎装，目视前方，巨大的落差令人印象深刻。当人们从这位面貌英俊的年轻人身下走过，推门而入，一个大革命时代立即扑面而来。

陈其美故居外的塑像，英姿勃发，依然可见

我去的那天，这里仍在进行辛亥革命主题展览。说起来，2011年为辛亥百年，2012年则为民国百年。不过不知为何，两场百年纪念在很多场合却颇为“敏感”，不少轰轰烈烈的回忆活动最后均草草收场。

1878出生于湖州的陈其美，赴日留学前生活上相当坎坷，干过当铺、丝栈会计，加上后来在日学习警务，都加重了其江湖气，加入上海青帮后即成为大头目之一，后者成为辛亥前后陈其美组建敢死队的重要来源皖南宁国到浙江湖州只有140公里，所以你很难想象，这种能力成为他的革命资本，陈在上海帮会中的影响力，据说可达“上海戏院里，茶馆、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那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 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在沪成立中部总会，陈其美是五人领导人之一。早在1906前往东京留学时，他已于当年加入同盟会，在那里他介绍了蒋介石入盟，正是在他的引荐下，蒋与孙中山见面。

不过在革命之年，陈其美却有另外一个身份：《民立报》外勤记者，这一年的4月，广州起义失败，陈以上海新闻记者名到广州采访，主要工作是协助料理起义后世，并参加营救被俘的同志。虽然他算不上报人，却对报刊兴趣不小。《民立报》之前，陈其美曾在汉口筹办过《大陆日报》（或称《大陆新闻》），1909年和1910年又分别在上海办过《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前者因清政府阻挠中止）。在进攻江南制造局被俘后，有关方面组织营救，对方即要求《民立报》报馆为这位“员工”开具担保，这张著名报纸也毫不吝啬地把赞美给了陈其美，称他在上海起义中“最为出力，经营惨淡，出入险地，力任劳瘁，众士归心”（1911年11月7日）。

人们不难发现，一批晚清革命者身上带着两种看似矛盾的气质：书生气和江湖气。一方面，以留日学生为重要来源的革命者，不仅浸润西方民主、自由之学，且很多出生于书香门第或乡绅家庭，其中不乏饱学之士。这使得革命者身上发散着相当的书卷气；而在另一方面，处于对民间力量的洞察和推翻满清政府的现实需要，革命领袖们认可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组织，尤其那些底层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帮会，而后者自身即具有半武装性质，组织较为严格，很容易被动员成为一种“革命力量”。在很多时候，这种尝试似乎也是成功的，只是试图改造帮会超越自身属性，从而使其成为真正的志同道合者却很难。更多的事实是在融合与共进中，彼此沾染对方的气息，陈其美就是其中典型人物，这也是他能够纵横捭阖，在上海呼风唤雨的重要原因，他得到了包括同盟会、报界、留日学生和帮会的支持，据说都督人选发生争议时，一帮会成员（有回忆说为伶人）甚至举起一颗手榴弹威胁非选陈不可。此后，二次革命和中华革命党时期，陈其美成为孙中山最主要的拥趸之一，孙氏有感于之前的失败，对中华革命党采取个人宣誓效忠，遭到黄兴等人反对，这个带有帮会色彩的方式，据称主要来自陈的建议。

辛亥之后的陈其美一度以为国家从此不再需要破坏，大力提倡建设和学问，认为“欲救中国，非急起直追不可”。在给侄儿陈果夫的信里，他告诫说：“为一身，为国家，皆非学问不可”。然而陈氏于革命之后始终摆脱不了血雨腥风，且多遭沪上舆论非议，最糟糕的是他卷入宋教仁刺杀案，被斥为的幕后黑手。宋案凶手及其策划者应桂馨、武士英和陈其美一样，都是共进社成员，且关系密切，因此难逃嫌疑。事实上，陈其美在很多时人眼里乃是暗杀成性之人沈家本历史文化园，此前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法租界广慈医院被刺身亡。马叙伦，黄炎培等人的各种回忆，把幕后凶手指向陈其美。蒋介石的秘书邓文仪在1945年出版的《蒋主席》一书里认为，此事为陶成章欲杀陈其美，于是蒋介石先下手杀了陶成章。无论如何，正如作为蒋介石研究专家的李敖所言，此事陈其美难脱关系。

帝制而入民国，年轻人意气风发，但革命岁月的空气中却无时不飘荡着血的腥味，陈其美不久也倒在血泊之中。1916年5月18日，38岁的他身亡于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寓所，三天后，只有“义弟”蒋介石冒险将其安葬，并为之撰写祭文。湖州闹市区这所陈氏家族故居，彼时亦曾为陈英士设置灵堂。

帮会、暗杀、酒色，以及蒋介石兄弟，一个流氓陈其美掩盖了一个革命者陈其美。不过回到历史现场，陈其美之死震惊各界。“君子何厉，天实仇之”，孙中山两天后给黄兴的一封信里如此哀叹。被刺一年后，国内形势大变，上海各界终于以隆重的方式为其举行“国葬”，孙中山、唐绍仪、章太炎、胡汉民等人参加开吊仪式，吊唁者令苏州集议公所附近道路为之阻塞，多达上万人的送殡队伍跟随着由复旦公学40名学生护持的灵车。对一生活在飞短流长里的陈其美来说，这竟是最辉煌的时刻。

空阔的墓地位于湖州城南的一个角落，肃穆里有几分冷清。建于1918年的陈其美墓地在文革时遭到毁坏，重修后陵园面积很大，一眼望去，林木如盖，幽暗得深不可测。走进去时空无一人，只有几只寄居于此的野狗不时冲出来狂吠，保护自己的地盘，看到来者没有去意，才又怯怯地退回角落里。

陈其美（字英士）墓地陵园入口

穿过幽长的甬道，拾阶而上，走到墓地后的高地向下看。陈其美埋骨处就在眼下，墓顶的青天白日旗图标赫然在目，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突兀。

从墓地向远处望看去，一座高大的烈士墓碑耸立在不远处，那里埋葬的是新政权的“人民烈士”。同去的朋友高勇年告诉我，他小的时候，学校组织过到这两个地方祭扫。作为蒋介石义兄、国民党元老，陈其美在湖州的故居、墓地，气势和“待遇”，着实让不少外来者吃惊。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这种人物最司空见惯的遭遇，就是在1949年后被新政权不留痕迹地直接扫进历史垃圾堆。不过壮年而亡的陈其美没有机会直接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在台海政治风云变幻的今天，国共两党的修好，更为他恢复辛亥革命先驱者的正面形象增加了可能。据说重修墓地时，台湾方面提供了捐助。

故居内的展览将人带回晚清和民国

湖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富人”闹革命的地方，也是国民党势力最重要的大本营之一。除了陈其美，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也是湖州人。这座城市与国民党一样，如今已走过了最为风光的岁月，也不复壮怀激烈。在清嘉庆、道光年间，湖州人口数量处于其历史高峰。据《嘉庆一统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湖州全府七县的人口达到人，比2000年湖州全市人口还多出1000余人。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硝烟弥漫东南，在湖州府城南编箕巷沈家宅院里，而立之年的举人沈丙莹兴奋异常，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这位举人把他取名为“沈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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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年有着典型的江南文人气质，好酒而量不大，喝下几杯黄酒之后，他的脸色慢慢变红，话多了起来，开始兴奋地谈起沈家本。作为当地检察院的一名官员，高勇年对这位湖州先贤浓厚的兴趣看来不仅来自本地情怀。他是沈家本几本传记的作者之一，参与整理的《沈家本全集》已于2010年出版。他对来此探访沈家本故迹的人怀有热情，在他看来，很多湖州人已淡忘了这位重要人物。

在漂亮的湖州城里，如今确实已难寻沈家本踪影，除了一座沈家本纪念馆。高勇年和倪平方在前引领，我们穿过一片工地来到尚在建设中的纪念馆。倪平方供职于本地电视台，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文史研究者，不过即便如此，沈家本在市区的旧迹他也知之不多，沈氏的湖州城南编箕巷祖居和中进士后购买的甘棠桥故居已不复存在，它们已经消失在新的马路和大片楼房之中。

不过沈氏却是政治、法律史研究者绕不开的人物。这位被称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奠基人，无意中成为中华传统法制的掘墓人，他对近代法治思想的引入和对晚清法律的改造，被认为是儒家“仁政”与西方人本主义法学思想的一次成功结合。当然，关于沈家本的评价一直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的“成绩”被高估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仍然不足。

位于衣裳街大摆渡口的纪念馆坐落于水面之畔，苕、霅两条溪流在此交汇，视野顿时为之开阔。此地不是沈的原始旧居而是属于本地一名周姓乡绅，不过据说房主与沈家沾亲带故。正在装修的纪念馆和衣裳街的其他地方一样，工人遍布其中，喧闹异常，热火朝天之后，这个文化古街将获得新的面貌。

纪念馆里面尚一片狼藉，几个装修工人不无奇怪地打量起突然而至的外来客。据说三四个月后，这里被要求对外开放，我对这样的速度表示怀疑。不过同去的湖州朋友不无自嘲地说：“现在是领导要求什么时候竣工，就可以什么时候竣工”。

按照纪念馆文献撰写者的计划，纪念馆和河水之间，设照壁墙，背书四个大字：“法平如水”。此刻，照壁已矗立在水边，不过那几个字却并没有被领导采用，原因不得而知。

我很喜欢这句“法平如水”，散发着诠释上的古雅气息。作为旧士人中最精通刑律的刑部官员，沈家本在传统之上试图引入近代法治精神，比如究竟该如何对待“人”。针对旗人犯罪享有的法律特权，他提出汉人旗人“一体同科”，并力主废除买卖人口奴婢制度等。接触大量西方法律之后，他成为中国与世界立法接轨的先行者。

1902年，63岁的沈家本在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的联名举荐下，成为“修律大臣”。平淡多年的政治生涯后，“以律鸣于时”的他终于成为晚清新政改革中的一名重要角色。此前虽早至1865，25岁的沈家本即获乡试中举，随后的二十年里却三科会试不第。在1900的庚子拳变，已外放直隶任职的沈家本还差一点在保定死于八国联军之手。

此后的10年，在日本顾问的协助下，以沈家本、伍廷芳为主的团队主持修订了包括《大清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破产法》、《钦定大清商律》等十余部新式法律或草案，皆为开创性之作。沈不仅将众多最优秀的海外留学生收入帐下，还为此筹办了中国第一所中央官办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在一系列改革中，最引入注目的当属其主持制订的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化刑法典——《大清新刑律》，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酷刑制度性剔除。不过围绕着这个新刑法，也爆发了一场著名的“礼法之争”，执礼教派大旗者正是推荐沈家本修律的张之洞。在诸如子孙对长辈的侵害是否适用正当防卫等问题上，新法草案被指违背“因伦制礼，因礼制刑”的中国传统，沈本人也被斥为蔑弃礼教、离经叛道。这场争论导致《大清新刑律》七易其稿，虽在1911年1月得以正式颁布，沈家本却被迫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之职。不过尽管法理派在这次较量中退让颇多，“中华法系”的根基已不复昔日之雄。

面对劳乃宣等人关于沈家本“西化”的激烈指责，后人已给出了更加理性的判断。法学家贺卫方称，“沈氏身处此五千年未有之穷劫巨变，不能不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因应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沈家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西化派”。认定中国制度缺陷应通过学习西方加以弥补的同时，更对两种文化传统的融合“寄予厚望。”

在乡试中，沈家本试卷所获荐批为：“不矜才不使气”。仔细想来，理性与调和精神是清末民初知识精英的重要精神特征之一，而沈正是将之融于法律改革之中的实践者。不同于那些湖州的革命家，这来自湖州这座太湖城市更为本原的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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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妙西镇是块风水宝地，苏州籍清朝第101个状元陆润库把自己的墓地选在此处。登上对面的一个高处，遥遥看去，只见它坐落于清山秀水之间，风景确实非同一般，不过状元选择风水之奥义，恐怕非今人能够理解和信服。

比较之下，沈家本的墓地就很不“讲究”了，如果不注意杼山山脚下的一个铭牌，几乎所有的往来者都会擦肩而过。这里并不是沈家本的原葬地，妙西渡善桥的原墓已毁于“文革”，重修时将遗骨迁入此处。

沈家本位于妙西的墓地，这里人迹罕至

1913年，73岁的沈家本在京去世，袁世凯为沈家本墓题词：“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后以书传”。如今，这句话被刻在墓的两侧，拜谒者需要登上163级台阶，才能在一个小山顶上看到这座古朴的墓地。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清新刑律》在袁世凯和北洋时期基本得到继承和延续，其引入的“罪刑法定主义”则成为此后中国刑法的基本立法原则。如果说在此后的百年中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这种基本法理遭遇难以想象的破坏。

墓前通道修建于2003年，163级台阶寓意沈家本自1840年出生至2003年的163年，曲折的上山路，按照设计者的意图，则隐喻着中国法治近代以来走过的曲折。其实将历史上溯，沈家本的故乡亦经历了集权与人治的灾难。江南是清朝入关后中国内地抵抗运动最持久和激烈的地区之一，日后清朝政权下著名的文字狱当事人多为浙人，仅雍正一代就有汪景祺案、查嗣庭等名案，为此厌恶浙江人的雍正甚至单独设立了浙江“观风整俗使”一职（为其他诸省所无），清代最早的大型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就发生在湖州的南浔：因使用南明年号和攻击统治者的语句，庄廷鑨被开棺戳尸，被杀者72人，充军者数百。

据沈家本1865年撰写《借书记》所录，有迹象显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他产生过影响。后者称法律制度是“天下之法”，而非“一家之法”， 传统社会“有治人无治法”应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转变。虽然人们难以想象彼时沈家本如何理解黄氏此言，不过有意无意之间，他却努力推动了中国从“人治”转向法治。修律运动不仅大大瓦解了重刑主义、礼法合一、实体与程序法不分等旧的法统，亦奠定了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诸多法律原则。

应是少有人来，从墓地下山时才注意台阶上满是野草和青苔，需加着小心。向远处看去，几百米之外是一条繁忙的铁路，一列火车裹挟着巨大的噪音正轰然而来，向前奔去，瞬间不见踪迹。

今日的湖州虽仍为江南名城，“经济”在浙江诸市中却排名靠后。所谓嘉湖地区，自嘉兴、湖州分离，湖州的发展显得稍稍慢了一点，就在太湖对面的苏州则已然成长为经济上的庞然大物。湖笔的故乡正在发动新的雄心，数年后当我再次来到湖州，果然看到了新的地标，那是太湖边上一个椭圆形“7星”豪华酒店。

1913年初，感到来日不多的沈家本在病塌上写下《梦中作》：“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百年而去，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2013年逢沈家本逝世百年，离开湖州前我问当地学者是否会组织一些纪念活动？他坦率地告诉我，这恐怕很难，因为几乎找不到赞助商，而官方似乎对沈家本也提不起多大兴趣。这位朋友坚持认为，什么时候有更多中国人了解沈家本，什么时候中国距离法治社会更近一些。

这让我想起第一次去沈家本纪念馆时，发现屋旁一棵浓郁的叫不上名字的树，下面坐着的一位老太太。问后从她嘴里我知道，这是一棵很老的无花果。哦，无花果。路过这里的人们，看着沈家本纪念馆，估计难免会如我一样发出感叹：此地先人所奋斗的事业，至今可能还是一个只见开花，未见果实的东西。

穿过古老无花果树看正在建设总的沈家本故居

（部分内容曾刊发于《文史参考》，本文为未删节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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