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图像的表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初步形成是相结合

山水图像的表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初步形成是相结合

山水图像的表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从背景到主题的变化，这一变化与魏晋时期的自然审美观的初步形成是相结合的。宗白华先生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极自由、极解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以玄学为主的多种思潮的盛行下促使士人们开始亲近自然，开始以美的眼光欣赏山水。随着山水审美意识的萌芽，自然也逐渐地呈现出审美性的特征。儒家尚名教，道家贵自然，玄学所凸显的基本问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自然与名教之辩作为玄学最重要的理论主题之一，体现着理想与现实、自由和道德、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一、玄学语境下的“自然”及自然的审美化王弼作为玄学的重要开创者，将《老子》玄远自然的豁达心性融入到儒理之中，以独到的哲学思维在玄学系统中建立自己的想法，为魏晋玄学开辟新的道路。王弼在魏晋政治混乱的背景下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将名教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佛家思想代表人物，他提倡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以自然统摄名教，使名教归于自然。名教本于自然是将名教即儒家的仁义道德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望基础上，表明人是有自然欲望的，认为社会的顺利发展需要指定自然合理的制度，因此名教本于自然。王弼认为政治、法律和伦理规范都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之上的，这些也是名教与自然最深刻的联系，并且合理的社会规范和伦理秩序所反映的是最本质的自然的关系。自然作为事物发展的基础，体现着事物最初的状态，同时自然也是宇宙的本体以及天地万物都应遵守的最高法则。

嵇康认为“名教”是社会等级、道德法则、规章制度的统称，“越名教”即抛弃社会礼法的束缚。“自然”是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任自然”即顺应人的自然之性。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说：“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老。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体现出名教从理论到实践都与人的本性相违背，指出名教对人自然本性的破坏，因此得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说法。嵇康这些生活态度、行为方式说明与社会的名教礼法不相符合，所以他决心按照自己的自然秉性去生活，不再受到礼法名教的束缚。因此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指反对名教对人性的戕害，以越名教来使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彰显。这一思想表现竹林名士张扬个性反抗礼教，追求随心所欲的一面，也表现出人为了达到心无错乎是非的境界，应该顺应自然本性，不拘泥于规则制度，不理会世俗的眼光。

自然不是指顺应客观事物本来的状态，也不是指肉体的放纵，而是获得内在心性的怡然自得。嵇康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揭露封建君主制的本质，表现出渴望超越现实束缚的心声，从而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把自然当做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由的手段和标准，希望在自然山水中脱离尘世的约束，找到心灵的港湾山水图像的表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初步形成是相结合，获得对自然新的认识并感受到自然的美。阮籍的自然观在早期是调和儒道两家的，尊重儒家礼教，在遵循尊卑制度下产生任自然回归自然的思想。社会政治的混乱对社会伦理制度规范进行痛觉，导致自然观发生转变，阮籍强调人应该尊重自然本性而脱离现实的儒家礼教，实现回归自然，最终达到逍遥的理想境界。他认为日月星辰这些自然界的事物都是由自然生出，即自然万物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就像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而自然作为最高准则和基础，因自然而演化出来的社会伦理秩序，所以自然高于名教。

总之，无论是哪种自然论的说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最大的弘扬。玄学继承和发展先秦道家和儒家关于自然的思想，通过自然与名教的讨论，主张在山水、任性自然的过程中发挥审美主题的主观能动性。王弼开始对自然与名教进行阐述，认为自然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属性。嵇康主张超越名教而放任自然，洒脱的生活在自然世界中，感受自然，找到真正的自然之美，明确地将自然的概念指向人的心灵。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的观点，在重视自然的基础上使士人的审美视野开阔，将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在欣赏自然的过程中达到自由的审美境界。由此可知玄学家们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虽然因时代而变化，但在反对经学、发扬老庄、崇尚自然的问题上还是保持一致。魏晋时期的审美追求和风气影响士人对自然的认识，导致山水审美意识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自然论浸润到文艺领域成为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而名教与自然之辩是玄学思想发展的必经过程。在玄学的影响下士人产生崇尚自然的意识，而在自然与名教的争论中所提倡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使士人开始崇尚自然，回归自然。

二、道教与佛教思想中的自然审美意识在远古时期因为生产水平、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使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仅仅处于崇拜的阶段，认为自然包括自然万物的整个物质世界，而自然在神的帮助下支配着世界。魏晋以前的自然观是围绕着自然万物而展开的，例如董仲舒继承和发扬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认为自然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王充则认为天地不是神的化身而是物质的。从两人的思想中知道自然与自然界的事物有关，从远古时期的神转化为有实体意义的自然。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阮籍、嵇康的思想中可以看出自然开始进入人的内心。葛洪认为自然即人们居住在深山与鸟兽为伴，从而感受自然的美，这种自然与道教的密切联系使修道之人进入深山中，忘却世俗的束缚进入神仙之道。自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从自然界的属性变化到人的自然本性，另一方面是作为修炼之所。在《太平经》中认为神仙世界是现实与想象的结合，在《老子想尔注》中讲述了修炼成仙的方法，也将道的思想引入到神仙观念中佛家思想代表人物，形成神仙信仰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以神仙道教为主，葛洪作为神仙道教思想的代表人物，所作的《抱朴子·内篇》是第一部将神仙思想筑成理论的著作，在著作中将葛洪的长生不死术作为修炼的最终目标，为神仙道教奠定理论框架。

神仙道教最重要的观点是对神仙的信仰佛家思想代表人物，而自然中存在的仙山是作为修炼成仙的关键因素。在《金丹》中将我国一些秀丽的名山与岛屿列为神仙居住的地方，例如华山、泰山、恒山，以此说明修炼者认为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对仙山有崇拜之情。同时人们修炼成仙除了具备仙山的条件外还需服食金丹。制作金丹的药材需要在仙山中寻找，炼制的场所也需要在仙山中进行，因此仙山是决定成仙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神仙道教思想的影响下士人对仙山有崇拜与向往之情，渴望在自然中寻求得道成仙的方式。在葛洪的神仙思想体系中认为玄是快乐的源泉，玄作为道教自然观的最高范畴，是自然中最重要的因素，决定着自然万物的秩序。道士将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在自然中修炼丹药，修炼成仙。道士在山林中修道，通过自然山水将道这种形而上的美转化为形象化的美，将自然作为抒发情感，陶冶情操的对象。在神仙道教的影响下自然作为审美对象进入审美活动中，产生的自然审美意识对之后的山水画、山水画论都有所影响。

佛教在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东晋时期开始与中国的宗教思想进行融合，中国化的佛教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在魏晋时期流行的大乘佛教认为万法皆空，小乘佛教则是我空。佛教思想在《游石门诗序》中得到解释，文中以慧远为写作对象，通过景色的描写表达游赏者愉快的心情以及在游玩过程中所体现的情感，表达对山水的喜爱之情，以此促进魏晋时期山水审美意识的繁荣。佛教思想中重要的般若空是大乘佛教的代表，而佛教的发展体现六家七宗的般若学派的出现，它的繁荣可以理解为是魏晋玄学的进一步发展。般若即超越世俗通达彼岸的最高智慧，对般若义理的研究即般若学。般若学的主要观点是空，即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空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在佛教看来世界上的事物不会有独立的存在，都是物我、虚幻的假象，空主要认为事物都是不真实的，因为不真实所以不能说是否有生灭。

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思想表现为追求长生不老，采药炼制金丹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是在玄学之外强化人们对自然美的喜爱。士人在神仙道教思想的影响下逐渐追求成仙，追求远离现实的束缚而达到精神的自由，希望在仙山中生活来忘记世俗的烦恼，对自然山水有着热爱与向往之情，从而产生山水审美意识。佛教对自然山水的重视是佛教和中国文化的结合点山水图像的表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初步形成是相结合，自然山水成为灌注佛教的地方。佛教的义理和认识转变人们对自然山水美的认识，用佛教的思想解释自然山水的美。在佛教影响下产生的山水意识为审美和艺术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画家开始将佛教的思想放入自己的绘画理念中，开始重新审视自然山水。例如宗炳的以形媚道，王微的本于形者融灵，都融入佛教的山水审美意识。佛教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人们的自然意趣，使士人对自然山水的意识发生改变，在佛教思想影响下自然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所产生的山水意识对山水画的发展与创作有一定的作用和价值。